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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虾饺

编辑：养乐多

自打国家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问题越来越严重。《预算法》的颁布实施又规定不允许地方政府列赤字，不能直接从金融市场融资。要找钱可是越来越难了。

面对越来越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压力，地方政府只能另辟蹊径。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冲击着股市和个人生活，因危机而实施的救市政策也催生了副产品——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迅速扩张。

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地方城建投资公司，也就是说由政府牵头设立并划拨土地等资产，成立能够承接各路融资的公司，再将资金用于市政建设。我戴了副手套，你总不能说我是在违规融资了吧？

新渠道的注入使地方政府焕发生机，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开始大规模举债，除去银行贷款，还包括企业债、专项债、互联网金融、P2P等等。截至2018年底，地方融资平台的带息负债超过30万亿人民币，占GDP的比例为34%。

显而易见的，这种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最后很容易转化为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政府作为融资平台最大的出资人、决策者以及经营者，实际上是承担着最终还贷人的角色。多种融资使得地方政府债务增长飞快，规模扩大带来的偿债压力使得问题更加严重，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形成土地收入—债权融资—城市建设—征地的循环。

既要建设基础设施拉动经济增长，又要出让土地来填补财政资金，两厢一合计，新城新区便和城投债上了一条船，成为了新的增长极。

截至2014年，全国281个地级以上城市（除了直辖市和拉萨）有272个城市有在建或已建设完成的新城新区，平均每个城市建有2.5个新城。各城市已开建新城中，77.8%的新城面积和71.8%的新城人口是在2008年及以后规划设立的。

2014年的政府报告表示要促进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同年国务院公布城镇规划，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要达到60%。

这么多人口、产业的加速集聚给城市带来交通、医疗等等公共资源的压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调整城市布局，进行新城建设必不可少。

而在近十年的发展中，新城新区也的确发挥了不少积极作用。吸纳人口居住就业，推动城市转型升级，改善人地矛盾提升发展质量，还可以有效疏解城市功能。

在日积月累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中，68%用于了基础设施等市政建设。2017年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为56225.4平方公里，城区人口40975.5万人，而2007年的建成区面积为35469.7平方公里，城区人口33577万人。

对比十年间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城区扩张速度已经远超人口吸纳速度。

这就是鬼城。

从新经济地理的角度来说，密度、距离、分割是经济发展中地理变迁的三大特性。但是由于一些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新城建设并不是完全以土地高效利用为目标，甚至选址和规划都偏离有效利用的需要，或是基础设施超前，或是缺少足够的产业和生活配套设施支撑，鬼城的出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丰厚的土地收入好像一棵摇钱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地方债务也绑上了房地产市场这艘神船，对地方经济影响巨大，牵一发动全身，从银行、开发商再到地方政府都是利益相关方，要是真翻了船，那谁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们之前的《河南一亿人的希望》里就写到，郑州产业还比较给力，郑东新城成功地甩掉了“鬼城”的帽子，其他空城就不一定有这种命了。